一是我国对儿童孤独症的认识起步晚。我国对儿童孤独症的认识比先进国家晚了将近40年。1938年，Leo Kanner教授（美国）在国际上最早提出儿童孤独症概念并做出系统研究，我国直到1982年才由南京的陶国泰教授首次报告提出。国外早在60年代就已经对“行为与教育途径的干预（以下称‘干预’）”这一措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持科学研究的态度做出系统性报告；而我国仅仅在90年代中期以来才开始经验式地摸索与模仿。认识的落后，绝不仅仅限于对其医学知识方面的知之甚少，而是对整个体系性质的认识模糊，也就是说对孤独症的干预缺乏深度的理论理解与循证层面上的操作经验。

 二是患病率上升，对干预需求的呼声越来越大。不管是相关的专业人员，还是普通老百姓，亦或是媒体，孤独症越来越成为一个公共的话题。其患病率由最初的极为罕见，到万分之几，到而今的千分之几，虽然从来没有一个比较稳定而公信的数据，但是患病率的一路走高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多数结论认为，ASD（孤独症普系障碍）在新生儿中的比例达3/1000，典型孤独症不低于1/1000，以此推算，国内ASD（孤独症普系障碍）将不低于400万，典型孤独症不低于100万。虽然良莠不齐的训练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却仍然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

 三是患儿回归主流社会困难大。治疗自闭症的黄金阶段是1-3岁，错过了这个阶段，恢复健康的困难就很大，病情还极有可能反弹，如果不能及时的进行康复训练，一旦他们失去父母的依靠，将很难在社会上生存下去。那些攻击意识强烈的患者，还可能造成社会危害。自闭症被国内绝大多数医生定义为不治之症。自闭症儿童家长十分希望孩子实现生活自理，在家长去世后可有亲朋好友、托养机构接收他们。此外，中国广袤的农村对自闭症了解甚少，难有家庭愿意向调查人员报告孩子患有自闭症。他们情愿养自闭症孩子一辈子，并生一个健康孩子陪伴他终老。公众对自闭症缺乏认识将给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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